心存善意，面有光辉

　　近日，在读《艺术之美与灵魂之思——英格玛·伯格曼电影研究》一书时，碰到了“面孔诗学”一词，作者以此来总结瑞典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将镜头长时间对准人脸，进而探究人心的影像美学。这让我想起曾经偶遇的两个普通女人的面孔。这两个面孔确如两个特写的长镜头一般，恒久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透过她们朴实无华的面孔，我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——善良。

　　第一位是个陕西女人，她的面孔呈现出的是敦厚与果决。

　　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的一个冬夜，当时已过晚上8点，天已大黑，室外温度接近零摄氏度，街头寒风瑟瑟。我在西安东大街附近等公交车时，看见有个大约年过五旬的女人，正在街边摆摊卖柿饼。她的地摊很小，只用两个水桶做支架，搭起一块一米长的木板，上面堆着金黄色的柿饼。

　　女人脚下，横放着一根扁担，我心里有些发酸，毕竟在今天，用扁担挑货的摊贩已经很少很少了。

　　就在我心里暗暗感叹时，旁边店铺里走出一个穿红色棉衣的女人。她长着一副很宽厚的面孔，这种面孔在北方关中平原一带颇为常见——形似满月的脸上，宽眼宽眉，神情疏朗。

　　“呀！”红衣女人看到卖柿饼的女人时，眉头一紧，发出了陕西话的一个高频字，“你咋还在呢？一下午还没卖完么？”

　　“还没有。”卖柿饼的女人苦笑了一下。

　　“是这！”女人很快又说出陕西话中的另一个高频词，表明她决心已定，“你把这些柿饼给我打包了，刚好我过年也要送人。”没等摊主回话，她就返回自己店中，拿了一个帆布袋，又回到小摊前。她两手甩了甩，将帆布袋撑开，平放在地上，然后两手抓起柿饼，开始装货。

　　“这不能多买。”摊主伸手拦住她，“这东西也不能多吃，你买一点点就行。”

　　“没事。”红衣女人神色坚定，用不由分说的语气回答。不到一分钟，她把木板上的柿饼全部打了包。摊主忙着称重，算账，她又开始帮着收摊，麻利地将两个塑料桶套在一起，把木板塞进桶里。

　　“你赶紧回吧，再晚连公交都没了。”付完款后，红衣女人的面孔上，除了果决，更添一份踏实。

　　“明天还来吗？”

　　“来呢。”

　　“明天变天了，冷。”

　　“嗯。太谢谢你了！”

　　“赶紧回吧！赶紧回吧！”

　　两人的对话到此结束。红衣女人提着那袋柿饼，返回了店铺。卖柿饼的女人则提着水桶和扁担，一直往北走去，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

　　另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面孔，同样来自一个街边开店的女人。我不确定她是哪里人，但听口音，大概来自南方的闽粤一带。她的面孔呈现出的，也确实如南方女人一般温婉。

　　这件事发生在今年春节假期结束不久。那天大约晚上8点半，我去一家小吃店吃晚饭。这是一家很小的店面，仅有四张餐桌。我坐在靠门的位置，前桌是位穿工作服的外卖员。他背对着我，歪坐在椅子上，脑袋斜靠着墙面，像是在闭眼休息。他桌上的餐盘已经空了，应该是刚刚吃完饭。

　　外卖员看上去很疲惫，我猜他应该是个中年男子。

　　大约过了三四分钟，从店铺最里面的厨房间，走出一个中年女人，她带着一丝笑意，提着一大盒饭，来到外卖员跟前。她看上去也就40岁左右，长着一张很白净的瓜子脸。

　　“我专门加了很多菜，你让她多吃点。”女人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，“吃”听起来更像“呲”。

　　“哦，谢谢，谢谢。”外卖员坐直了身子，悄声回应。

　　“她每次来吃饭，都说吃不饱，让我多加点米饭。”女人带着些许心疼的表情继续说。

　　“是，是。”外卖员低声答，听起来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　　“但是也不能光吃米饭，更要多吃菜啊。”女人的面孔上，闪过一丝俏皮，语气中多了一份坚定，“我多加了点米饭，也多加了一些蔬菜。女孩子嘛，晚上要多吃蔬菜，才会更健康一些。”

　　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　　“我还加了个鸡蛋。你也多吃点，每天跑这么多，很辛苦的。”

　　“我刚刚已经吃得很多了。谢谢，谢谢。”

　　外卖员付完款后，提起餐盒往外走。等他转过身来，我才发现他一脸稚嫩，颇有点孩子模样，顶多也就20岁出头。南方女人提到的“女孩子”，大概就是他的女朋友了。

　　带着一丝笑容，外卖员消失在夜色中。南方女人返回厨房，又低头继续忙碌起来。远远看去，她的面孔上，也多了一份踏实。

　　人之一生，恰如英格玛·伯格曼的电影，是由无数镜头组接而成的丰富而悠长的影像之书。我将她们的故事落笔时，也一直在思考，在自己过往那些数不清的人生镜头中，为什么这两副面孔会如此醒目，如此惊鸿一瞥般地带给我丝丝震颤，进而深深刻印在我心中？

　　我想，只因心存善意，所以面有光辉。

（孙正好）